传教士与八国联军

1900年6月，英、法、美、德、日、俄、意、奥组成八国联军，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。8月14日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。在这里，他们烧杀抢劫，奸淫虏掠，无恶不作，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，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，“尸积遍地，白骨纵横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，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，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，亵渎了“天主”的“圣灵”，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。在历史面前，他们难辞其咎。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，西方传教士的所为。

首先，直接参加军事行为，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，为侵略军提供情报。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，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（FrederickBroun）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，正式编入军队，隶属于军事情报局，成为“英国远征军”的成员。作为“向导”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。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，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，战壕、水雷和地雷情况，并在地图上标出；为侵略军修筑战壕，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，保护侵略军等。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，炫耀自己的功勋，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。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，为联军将领出谋划策，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，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，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。樊国梁的行为，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，他自己也感到荣耀：“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，和过去一样，得到一份军饷，并不是，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；我们只有一个愿望，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。”（《传教杂志》1902年）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凶杀人。美国传教士梅子明，在联军进京后，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，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，又疯狂地喊出“以人头抵人头”的口号，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！（《中国教案史》548页）

其次，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。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，即8月16日，樊国梁发出布告，动员抢劫。他在布告中命令：“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，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、煤或其他物品，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（合175法郎），可视为无义务偿还，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；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，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，应负责偿还，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，将所余之物归公；如所抢之物，不论是实物或银钱，价值超过500两银子（折合1750法郎）者，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，为之赦罪，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。……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，堆放一处，由我们进行统计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。”（《遣使会年鉴》）8月17日，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，肆意掠夺破坏，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，所得元宝，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。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，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，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、花盘和玉器等物，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。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，四处掠夺，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，抓店铺掌柜当仆役、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。樊国梁的所为，不仅中国人民痛恨，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。

再次，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，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，曾露骨地指出：“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，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！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”。（《花甲记忆》）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：“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，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，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。”（《北京使馆被围记》）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《通信集》里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“国际共管”的具体实施方案，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。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，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，干涉中国内政，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。

最后，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《辛丑条约》中的作用。在勒索赔款问题上，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，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，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。另外，以被杀传教士为借口，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“精神赔偿”，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，后来确实成为《辛丑条约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